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统计,以家庭为单位的收入总额分成几部分:1999年,低于10000 加元的占家庭总数的8.5%,在10000—19999加元之间的为17.8%,20000—29999加元之间的为17.9%,30000—39999加元之间的为15.7%,40000—49999加元之间的为12.4%,5 0000—74999加元之间的为17.6%,75000加元以上的为10.2%(税后)。收入呈现出明显的两头小、中间大的特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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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02年,加拿大的人均收入为28754加元(无人挣钱的家庭的最低税后收入为15493加元,单身不挣钱的收入为9687加元)。大部分加拿大人属于社会的中间阶层,过着富有的生活,一般都有宽敞的住房和汽车,有一笔自由支配的收入可以用于旅游。

  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存在是社会稳定的基础,中间阶层的划分既有职业的成份,又有收入、消费等方面的含义。在形式上一般认为是主要由具有管理权利、专业技术知识的白领阶层,他们以知识的应用、行使管理权、特殊技能的发挥为主要工作方式。典型的如大、中公司的职业经理人、中、高级公司职员、大学教授、高级专家、自我雇佣的小私营企业主、持股人、企业承包人、高级营销人员、知名律师、中介行业的投资人、体育明星、歌星等等。

  在任何社会中,中间阶层都是维系社会稳定的主要力量。是介于高层和底层的缓冲层;其次,中间层代表温和、保守的社会意识形态,当这种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时,极端的思想和冲突观念就很难有发展的市场,这是社会稳定的思想原因;第三,这个阶层是引导社会消费的最主要的社会群体,当这个群体在人数上成为社会的多数时,其生活、消费方式就保证了社会有庞大、可持续增长的消费市场,从而拉动经济增长,这是经济增长稳定、持续的有力保障。

  所以,一个稳定、优良的社会阶层分布是两头小、中间大的“橄榄型”,是文明和谐社会的标志和象征。

  在加拿大虽然有极其富裕阶层的存在,但是,生活中我们并没有非常强烈地感受到这个阶层的刺激,社会上仇富心理也没有那么严重。富人们也比较低调,从一个人的外表、穿着、行事风格上,你很难判断他们所属的社会阶层。

  但是,在当今中国都市,你几乎一眼就能看出那些官僚和暴发户们。他们目空一切,奢侈挥霍。有一句话很形象地说明这一类人的生存状态:除了有钱,他们一无所有。财富并没有带来这部分人社会责任感的加强或者文明程度的提高。大陆流传着很多版本的斗富故事,其中有一则是:深圳某麦当劳餐厅出来奶奶和孙子,孙子不小心用手中的玩具划了一下门口停的宝马轿车,引来轿车司机一顿训斥,老太婆立马手机呼来一群人,手持利器的人们将汽车砸扁,司机打翻在地,然后,扔下一大箱子钱,说,别说刮一下车,老子可以将车都砸了!给你钱再买一辆!

  当然,这个故事多少有些夸张,但是,却非常形象地刻画出了中国暴发户们的心态。

  由于庞大贫困底层人口的存在,中国国内个人和个人财产的安全远远低于加拿大。这一点,我想大家都会有强烈的感受。国内大城市,几乎很少有家庭不安装防盗门和防盗窗的。甚至十几层高的居民住宅也要安装。老外到中国最难于理解的就是这一点,为什么将自己漂亮的家弄得像监狱一样。

  登陆加拿大时,我最惊奇的也是这里大多数人家都是木头门,有些甚至是玻璃的,而且,就是皇家山上富豪人家,也没有哪家安装防盗门,甚至连围墙也没有。但是,中国的富有阶层,他们的豪宅完全可以称作是壁垒森严。我去过北京一位大学同学家,在京郊别墅区,外面是门卫三岗五哨,周围全是顶上布满碎玻璃的围墙。说实话,同学家里金碧辉煌,但是,我的感觉一点不好,感觉和进监狱差不多。我大姐家拥有一栋漂亮的别墅,便引来无数的偷窃者,不得不豢养了两条凶猛的狼犬看家,每次我去都提心吊胆,好心绪荡然无存。

  登陆加拿大三年,虽然马马虎虎的习惯没变,但是,我从来没有被摸过钱包。而我的一个女友去年回温州,一个月里,逛街时三次被摸走钱包,只恨在加拿大养成了不警惕的习惯。

  简单和谐的人际关系也是和谐社会一个很重要的方面。这个方面,中国和加拿大存在着巨大的区别。

  中国是一个具有5千年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,从来讲究诗书礼仪。但是,到了近代,社会战乱不断,民不聊生,传统儒雅的礼仪也慢慢被淡化,尤其是在当代,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后,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几乎丧失了古人的礼仪和德行。文化大革命将阶级斗争置于中国传统的亲情伦理之上,导致许多家庭亲人反目,夫妻成仇,儿女批斗父母,关于这一切,巴金先生在他的《随想录》里,有着深刻的反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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